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和广州，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高速公路令人惊叹，还有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但政治改革却停滞不前，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比如：严重的大气和水污染、户籍政策带来的制度性歧视、腐败泛滥，以及巨大的贫富差距等。
近年来，各种由草根民众组成的公民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希望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同时推进法制建设和人权保障。由于中国政治现状的复杂性，这些组织在国内很难得到资金援助，所以对西方政府和援助机构来说，现在正是支援这些组织的历史机遇。
但是在这一关键时刻，许多援助机构却放弃了中国，或者正减少在中国的援助，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不再需要援助。西方政府和援助机构应该认识到，他们的援助在促进法制建设和人权方面仍然极具价值，而且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方向有着积极的潜在影响力。
资金短缺
中国的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缺少资金，特别是那些独立的草根组织。向公民社会组织捐款的理念已经开始传播，特别是2008年四川特大地震之后。但是在中国，慈善捐助的文化和意识还很欠缺。中国社科院2009年慈善蓝皮书指出：慈善援助只占中国GDP的0.01%，而美国的这一数据为2.2%。换句话说，中国的慈善基础非常薄弱。
同样，来自个人的慈善捐助也相对较低。有专家指出，美国的个人捐助比例高达80%，但在中国却相反，大约80%来自企业捐赠。人们对于如何回馈社会的态度和现有的税收制度是两大阻碍富人捐助的主要因素。一份胡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许多富人都认为“纳税”就是最好的回馈方式。
另外，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慈善组织往往获得的政府支持是最多的。中国有许多官方主导的非政府组织（GONGOs）, 比如中国红十字会。这些半官方组织享有特权，能收到更多的捐助资金，因为政府鼓励企业和公司向他们捐款。这些组织的职责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政策，同时将共产党和其政府与各种出资机构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捐助”变得更像是一种“税”。
虽然有些GONGOs在为目标群体提供援助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他们也经历了一系列信任危机，最著名是就是郭美美丑闻。事情的起源是一个自称在红十字会供职的女人将许多炫富的照片发到了网上，使得公众对GONGOs的信任感大幅降低，最终导致个人慈善捐助额连续两年下降。
规模较大的GONGOs与那些草根务实的公民社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由于政府的介入，那些半官方组织的员工心态更像是公务员，而那些草根民间组织的人员则直接来源于社会大众。大多数GONGOs不会挑战政府的法规和政策，但草根民间组织却越来越善于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设性主张和建议。然而，GONGOs仍然占据着大部分社会资源。据估计，每年120亿的慈善资金中，只有不到1%是用于支持草根民间组织的。
这是因为各种机构和公司，以及富人更愿意把钱捐给政府批准的慈善组织和项目。原因是他们迫于行政压力被逼捐赠，或者是被迫溜须拍马，巴结政府。而捐款给那些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组织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捐赠人的企业可能会面临不利的影响。在最极端的例子中，某些个人因为捐钱给那些不被政府认可的组织而遭到刑事拘留，例如被拘捕的风险投资家王功权。虽然这件事的细节尚不明朗，但王功权的遭遇可能会导致其他富人不敢再捐钱给那些草根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的兴起
政府无法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庞大的社会问题，而在毛泽东时代完全被压制的公民社会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帮助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事实上，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如今在中国，已注册的民间社团组织已超过49万，另外还有100万个民间组织处于非法运行的状态，或者是以私营公司的形式存在。
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的状况仍然有些不稳定。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概念仍持有怀疑态度。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登载过一篇学术文章，提出了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所谓“人民社会”的概念。支持“人民社会”概念的人声称：“人民社会”的指导方针是“走群众路线”，改善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只有“人民社会”才能代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的主张。他们认为“公民社会”只能代表某些人的个人利益。
尽管有严密的监督和繁杂的官僚政策，中国政府也在尝试给予公民社会组织的注册以一定的方便，有时甚至试图购买这些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2013年年底，民政部将颁发新的政策，以便简化某些类型的公民社会组织的注册手续，例如：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社区服务组织，以及促进科技发展的组织。
虽然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是公民社会组织依然活跃在环境保护、土地所有权、妇女权益、同性恋、医疗权益、残疾人权益，以及劳动者权益等领域。此外，在许多民间组织仅满足于提供社会急需的服务和对特定群体的帮助时，另外一些组织已渐渐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政策主张。根据“中国发展简报”近期的一份报告，一个密切监控中国民间社团组织发展的机构指出：“中国的民间已经开始强调‘倡导公共利益’的价值和作用，积极地创立倡导型民间组织和网络。同时，许多民间组织和网络已经在积极发挥‘倡导公共利益’的影响力，以推动政策的改变和公众的参与意识。”
公民社会组织所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对于那些草根公民社会组织来说，来自外国慈善组织和机构的支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许多外国政府和机构却正在离开，或者缩减他们的援助项目。问题主要在于相关的资金用途通常被归类为促进“发展”，而中国逐渐被看作是发达国家，或者是至少可以自己解决发展问题的国家。然而，如果人们能把资金援助看成是对草根公民社会组织和改善人权的贡献，那么相对来说，花很少的钱就能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想更加有效，那么援助者需要摒弃那些旧模式（只关注某些所谓“安全”或“特别敏感”的特定领域或组织），相反，他们应该将资源投入那些能够为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权保障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的独立公民社会组织。从长远来说，考虑到外国援助资金可能会越来越少，中国的草根民间社团组织也应该寻求资金筹措的多样化渠道，更多地寻求国内资金的支持。比如与GONGOs开展合作，或者通过社交媒体筹集资金。实际上，后者是许多公民社会组织的主要筹资方式 ，例如大爱清尘组织（Love Save Pneumoconiosis）。这个组织的使命是帮助那些罹患致命尘肺病的工人。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外国组织、国内机构，还是通过社交媒体从中国公民那里获得资金援助，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都需要提高他们的财务管理能力，并增加组织运作的透明度。有一些参与人权保障工作的草根民间组织已经开始运用一些策略来降低其敏感性，比如：以非政治性的方式来组织活动、与政府找到契合点、争取官方言论的支持等。在中国这种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民间社团组织发展的专家徐永光表示，“吸引国内资金”最大的意义在于民间社团组织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供解决各种棘手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同时向政府证明他们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