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EFE/EPA How Hwee Young
随着联合国每四年一个周期对各国人权状况进行的全面审议（称“普遍定期审议”）对中国的第三轮审议的到来，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注日益增加。虽然在这些国际关注中性少数（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人群，也统称同志）议题比较少见，但普遍定期审议给中国性少数群体免受暴力、推动平等权利的倡导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在中国，官方从来没有对性少数议题进行直接表态，因此，性少数社群对中国政府在国际上任何对同志议题的表达都甚为关注。这也是他们用来判断政府态度、把握国内倡导空间的其中一个依据。中国在普遍定期审议中对同志议题的表达、及其对各国政府提及的同志相关议题的回应将对未来同志运动的策略产生关键影响。
中国政府过去在联合国关于性倾向及性别认同这个议题的投票中有不同的表态。在2011年和2014年人权理事会对该话题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而在2016年关于成立该议题的独立专家的投票中中国投出了反对票。这些投票行为均在国内同志社群中得到密切的关注。最近一则关于中国在国际议会联盟的会议中对 ‘同志议题纳入会议议程’ 投出反对票的新闻受到强烈关注，在新浪微博上有超过15,800人转发，超过百万人阅读。
尽管如此，中国在联合国的其他平台上对性少数权益却表达出较为包容的意见。在2013年普遍定期审议对中国的上一轮审议中，中国接受并承诺 “建立反歧视法，以保障同志群体在工作及学校中免受歧视” 的建议。在2015年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中国的审议中，中国政府在会议上表示“……从来没有将LGBTI（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间性人）当成精神疾病，或者强制进行治疗……（或送进）精神病医院” ，并继而表达 “LGBTI 人群确实在社会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社会接纳、工作、教育、健康和家庭生活等方面。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
据一些同志公益工作者反映，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对性少数群体在中国面对的困境的承认和公开表达。同时，同志社群对政府所采用的 “LGBTI” 这一措词感到尤为惊喜，这似乎暗示了政府对性少数议题已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对国际上通用的措词和对间性人的权利有一定的认识及尊重。
同志社群将政府在联合国上的积极表态进行翻译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行动者也将政府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对同志的正面表态放进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一起关于同性恋“扭转治疗”诉讼的媒体报道中。2016年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诉讼中，专家证人也将普遍定期审议中中国接受建立反就业歧视法的建议带到了法庭证词上。最终法院将 “不应当因个人性别认知和性别表达，使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受到差别对待” 写进判决书中。同样的，中国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关于“不认为LGBTI为精神疾病” 的声明也作为专家证词呈递于2017年一起关于教科书歧视性描述同性恋的案件审理中。中国在普遍定期审议及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的正面表态，被不同的同志公益组织用于反对扭转治疗的法律推动，和反就业歧视法制定的专家讨论等工作中。
同志平等权利的倡导在中国仍存在一定的空间，这些国际机制的审议，包括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都可以与国内本土倡导议程相结合。当然，同志公益组织在中国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公民社会组织参与联合国机制的空间仍然有限，甚至有许多风险。但更为重要的是本土进行政策倡导的空间得以维持，这才是能给性少数群体带来真正改变的途径。中国境外组织管理法及慈善法分别对民间组织接受境外资金及登记注册设置了一定障碍，权利导向的公益组织合法、有效开展工作的空间也受到政府的全面管控。
更为关键的是，性少数公益机构缺乏与政府在国内后续合作开展工作的途径。例如，在禁止酷刑委员会审议中中国对同性恋扭转治疗进行积极表态后，同志机构表示很愿意与政府部门合作推进相关法律的实施。但政府与民间组织间的关系及信任还未有较好的基础，使得官方与民间互相合作的机会相当有限。相应地，这种状况导致政府在国际上的承诺和其在国内的讨论与实施意愿形成断裂。
最后，政府也常常将讨论性少数的议题视为“西方议程”，而不去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保护同志人群。但 “平等、反歧视” 这一同志人群的核心权利是全世界各国政府都需要遵循的普世价值。性少数群体需要一个保障平等权利的环境，而不会成为政治外交游戏的棋子。
平等、多元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如此，同志在中国是不可见的，不管在法律、教育、国家统计、传统媒体、还是公共空间里都不被看见。因此，普遍定期审议上关于性少数议题的具体建议，和中国政府对与同志社群合作开展工作的承诺，都将对提升同志群体的可见度、推进反歧视法修订等结构性的权利保障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性少数群体密切关注普遍定期审议的进程，他们不但关注各国政府关于性少数议题的国家建议，也期待中国对此议题的回应能成为同志社群在国内创造改变的关键策略。
来自国际人权服务社的Sarah M. Brooks 亦对此文有重要贡献。